已经离开华为了，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其中，百分之三十是依依不舍，百分之七十是喜极而泣。
华为上海研究所是一个很长的建筑。我的办公室在整个建筑的最东端，设备管理室在最西端。最后一天，当我从办公室把显示器和主机装在小拖车上拖去设备管理室时，向西走了半个小时的路。入职的时候，从设备管理室把这些设备拖到办公室，向东也走了同样长的路。不过，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2023年过完春节，我第一次来到华为上海研究所。那个时候的我回国不久，心里还想着欧洲的劳动法、欧洲公司的二十多天年假和华为的0天年假。一进研究所的大门（确切的说是一个小门），我就震撼于华为员工的数量之巨。从地铁站到小门到公司内部的人流，塞满了整条人行道。后来有一天我在园区里开车，需要横跨这条人流，等待了半小时也没等到空隙。有的时候我走在这条人流中，看到大巴车在等待横穿，非常担心司机会突然失去耐心按下尖锐的喇叭。
我在食堂等待我未来的领导带我进去，他当时还没有升职。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类似“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”的标语。我十分怀疑横幅标语这些东西的作用。不过，也许很多人会因此而振奋，又或者有的人喜欢挂上这些东西，不然如何解释马路上随处能看到富强民主等二十四字真言。
从办公室去设备管理室的路上，我意识到研究所的布局和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监狱一模一样：两排各有五层楼，中间有一个走廊。后来我把这个观察分享给大家，大家都笑了，办公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华为的办公室没有互联网公司活泼的色调，不过空间很大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直角的办公桌，这种宽裕程度我只在上初中时老师的办公室中见过。空间的宽裕程度还体现在80%的人桌子下都摆了一张折叠床上。每天中午有两小时午休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头朝着另一个人的脚睡觉。正是因为空间宽裕，因此即使朝向正对着，距离也足够气味散发，大家睡的都很安详。
整个华为上海研究所有两万名员工。这就导致了两个地方的绝对拥挤：工作时间的车库和用餐时间的食堂。我第一次选择开车上班的时候还没意识到这点。八点半我进了园区，门口的保安皱了皱眉头，和对讲机说了几句话，还是放我进去了。我没有方向地开进了车库的的一个区域，然后碰到一个保安，他指挥我停到了一个不是位置的位置，堵住了一扇门。我问保安，堵住了这扇门要紧吗？他说没事，不走人。于是我放心地下车走了。晚上等我再找到我的车时，发现上面贴了一张华为基地违规停车单。因此我在保安的钓鱼执法下，在第一天停车时就见识到了早起的同事们很难见到的内部罚单。后来我骨折的时候只能开车通勤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七点就从家里出发，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正经的车位。
我是在2023年1月15号入职的。第一个礼拜在东莞度过，参加新员工培训。1月21号，也就是2023年的大年夜的白天，我从深圳飞回上海，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春运。过完年的第一个礼拜，因为调休上了七天班；然后在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周末，踢球时摔断了我的腓骨，同时脚停留在了一个诡异的角度。我又因此病假了三个月。这三个月我完全意识到了人的脆弱，也意识到人到底最需要什么。当时的领导来医院探望我。我躺在病床上，脚肿到横切面直径是正常的两倍，苦苦等待消肿后开刀。我和领导从各自的学校生涯聊到足球，还吃了外面买回来的肯德基。这几乎是我和当时的领导交流的最多的一次。等我伤愈复出，回到公司上班，想找他交流，他都很难抽出时间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是大多数华为中坚骨干的常态：工作时几乎全部被占满，很难抽出精力处理其他事；同时工作时长又占据一天24小时中的很大比例，50%可能是保守估计。
当然我还是很欣赏公司在我刚工作7天就卧床休息三个月的情况下没有中止我的试用期。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家里，脚上还贴着拆线前的纱布，意识到可能只需要一个电话，我就会成为无业状态。那个时候我好像突然理解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含义，同时好像也理解了两万华为员工中没日没夜工作的那一大部分人。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滋生出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，但是我也知道我其实并没有站在高点的权力。
— May 10, 2024